此外，在谈及某些作者提出的挫折强化了罪疚感的观点时，弗洛伊德说道：“我们要如何根据动力与经济因素来说明罪疚感的增加出现在未被实现的情欲需求上？这点只有通过绕圈子的方式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假设：由于情欲未得到满足，唤起了一些攻击性来对付那个干涉他获得满足的人，而且这种攻击性反而必须被它自己抑制。但若是如此，终究只有攻击性是通过抑制转移给超我而被转化为罪疚感。如果精神分析对于罪疚感是如果发生的发现被限定在攻击本能上，我相信许多过程将具有一个比较简单且清楚的说明。”【同上引文中第138页。在同一本书中（第130页），弗洛伊德接受了我的假设[发表在我1928年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以及1930年的《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在某种程度上，超我的严厉源于儿童的攻击性被投射到超我身上。】
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白地表示罪疚感来自攻击性，而这一点连同以上所引用的句子（《矛盾情感的固有冲突》），都指向了起源于发展最早期的罪疚感。然而，用整体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观点时（正如我们看到它们被重新概括在《精神分析新论》中那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维持着他的假设：罪疚感的开始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