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迈亚特不耐烦地说，“我相信你根本不必为你丈夫担忧。他是为生意中的事感到不安，仅此而已。没有理由认为他——认为他出了什么意外。”
埃克曼太太从钢琴背后露出身子，穿过屋子，一边神经质地拧着双手。“我怕的不是那个。”她说。她在他们两人之间停了下来，突然一转身，又疾步回到自己的角落中。迈亚特吃了一惊。“那你怕什么？”他问。
她朝着满屋子亮闪闪的钢家具点了点头。“我丈夫那么摩登。”她又害怕又骄傲地说。随后骄傲之感一下子消失了，她把手插进针线篮，插到纽扣和线团中，说道：“也许永远不想回到我身边来了。”
“你对这事怎么看？”斯坦因先生边下楼边问。
“可怜的女人。”迈亚特说。
“是的，是的，可怜的女人。”斯坦因先生重复着，抽抽鼻子，当真动了感情。他觉得肚子饿了，可迈亚特饭前还有别的事要办，他斯坦因当然坚决奉陪。他觉得，他们一起每乘一次车，交情就深一层，即使撇开他们关于珍妮特·帕多的打算不提，和迈亚特的交情对他来说也意味着每年几千英镑的进项。出租车沿着一条石子路面的陡斜街道朝下驶去，来到邮政总局旁边狭小的广场，又继续下山开向加拉塔和码头区。他们登上一段肮脏的楼梯，来到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塞满了卡片索引和公文盒，只有一扇窗子，面对着一堵高墙和轮船的烟囱顶。窗台上蒙着厚厚的尘土。就是这间屋子孕育了埃克曼那宽敞明亮的会客室，就像一位年老的犹太母亲的最后一个孩子可能出落成艺术家。一架大落地钟敲了两下，它和办公桌几乎占据了屋里所有的剩余空间。尽管时间尚早，乔伊斯已经来上班了。一名打字员钻进屋子尽头一个鞋柜之类的地方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