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总的来说，相对主义者要比它的论敌更能获得当代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支持。但是，问题并没有最终了结。
人类学事实在以下方面也和我们的问题相关。首先，我们已注意到（109页），对原始社会文化变化的研究表明，人际冲突，亲人的态度（例如，是否倾向白人文明），个人在群体内部或群体外部（例如，和白人）是否成功地获得相应的地位，对成人价值观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这个发现可以支持我们对心理学观察证据的解读。其次，不同群体实际上有着不同的价值，不同的伦理标准。当然，单单是这一事实本身，还不能证明同我们现在的问题相关的任何事情。尽管如此，如果事实能证明下列情况，我们就能证明一些重要的事情，即：当不同群体对相关事情有着相同的信仰时，且当人们毫无理由假定群体标准反映群体的那些与其他“资格”相关的差异时，不同的标准仍能盛行。（我们必须记住，一群体共同的态度通常不能折合为个人兴趣或反常心理的结果。）这种群体标准变动不安的事实更充分地表明，态度是一种变量，即使我们的“理想条件”都被满足。
真的存在这种群体标准的变化吗？我们已然看到，在对待动物这一领域，伦理意见的评价既有差异，但也可能有一致的信念。总的来说，原始群体并不认为折磨动物是一件错事，而《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证明，许多美国人对屠宰场里的行径表示关切。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关于原始群体的态度细节（第103页）。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里的群体态度是否真的能同样有效地满足我们的“条件”。原始人很少拿他们虐待的动物当宠物，至少很难说他们也能像《纽约时报》的作者那样，对动物的痛苦有着鲜明生动的想象。作者本人根据自己的调查也确信，在虐待动物的影响这一问题上，霍庇人（Hobi）的信念同受过教育的美国白人的典型信念并无太大差别。但是，信念的生动程度并无助于客观的调查，二者都没有明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也许，最明智的结论是，就能客观决定的程度而言，对某对象有相同信念的群体，有时也会作出不同的评价，但是，调查的难度使得对调查结论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成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