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既不同于六朝志人志怪、唐传奇到《聊斋志异》的传统文人小说，又不同于宋元话本以来的短篇白话小说传统。当然鲁迅在颠覆传统小说文体形式时，借助了西方小说的文体资源，尤其是果戈理、安特莱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形式。人物说话不再用“道”而用“说”，而且与传统小说将“说”一律置于那段话的前面不同，而是与西方小说那样经常置于那段话的后面，小说的分段形式也与西方小说很相似。然而鲁迅的小说文体又不同于他所借鉴的这些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这一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就说得很清楚：“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可见，鲁迅借鉴的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使其小说文体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但中国戏曲、绘画不求形似而注重神似的技巧以及传统诗歌的抒情性与悲剧精神对鲁迅小说的深层渗透，使其小说又不同于西方小说的文体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小说文体是在“取今复古”的基础上的一种“别立新宗”，并且是以对既有小说文体形式的颠覆姿态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