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班长和团支部都“靠边儿站”。当年太了得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去当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所以当年班里的老好人我和老好人杨文林，就荣幸地被选为“勤务员”。
到了“中央文革”不想继续鼓励和放纵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重大”的革命工作可做——动员同学们下乡。“×××，你下乡吧，这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呀！”“你们呢？你们就留在城里继续闹革命吗？”不管多么伟大的战略部署，由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我和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杨文林推行，不遗余力，也是推不大动的。后来我俩一合计，干吗费劲不讨好哇！不就是上山下乡吗？“红后代”连死都不怕，还怕上山下乡吗？于是我俩一块报了名。多亏我俩报了名，否则，全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就是一队“娘子军”了……先坐火车，后坐卡车，再后坐马车，历时两天两夜，从城市到了北大荒，到了团部。
大喇叭里喊：“有特长的同学，请下车，团部门口集合！”
杨文林说：“下车！”
我说：“咱俩下车干什么呀？”
他说：“咱俩有特长啊！”
我说：“咱俩没特长呀！”
他说：“怎么没有？你是班里的象棋比赛第三名。我口哨吹得好，新年联欢会上给女生小合唱口哨伴奏过，你忘了？我俩当然算有特长啦！”我觉得他的话不无几分道理，蹦下马车，扛上行李，跟在他后面去集合，却没他那份自信。有特长的人还挺多，顷刻集合了好几十个。团部的一位干事，或者是参谋，逐个问有什么特长。问到杨文林，他矜持地回答：“吹口哨。”人家什么也不问，只说：“那边儿去！”他反问：“哪边儿呀？”人家说：“哪儿来的哪儿去！”然后去问别人了。他怔了一怔，急又问：“你你你让让我，让我，让我回城市去吗？那你，你给我开，开个证……证明……证明……是你……你……让我……回……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