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复试形式之一。宋代的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因当时李昉知贡举，发生了考场作弊一事，太祖召见落第举子360人，选其中195人，另考其诗赋，得进士26人，附于省试进士之后，省试第一名在殿试时不一定为第一名，这才有了省试和殿试的区别，出现了“省元”和“状元”的名称。殿试，宋初考诗赋和论，神宗时殿试进士，罢诗、赋、论，而专以策，后又加律义、断案。哲宗元祐更化后，恢复诗、赋、论。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南宋殿试专以试策。
宋的贡举，尤其是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前后多有变化，这种变化与宋代社会的变革和文化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总的来说，宋代的贡举有三次大的改革。宋初，科举考试一依李唐，进士以诗赋分等第，明经（诸科）以帖书，墨义定去留。前者是唐代重文辞之风的延伸，后者是汉学贵记诵之风的遗留。但是宋代科举，承袭唐代遗风甚浓，重进士而轻经生。“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21]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经生之所以在宋代受到冷落，一则是世运变化，儒学不振；二则是经学本身走入死胡同，“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22]所谓帖书，即帖经，具体做法是掩住所习经书某页两端，中间留出一行，让考生读其上文或下文，或用纸贴住某一行中的几个字，令考生读出被贴的字。墨义即以书面的形式用经书上的原话回答问题。不论是帖书，还是墨义，内容上重章句注疏，形式上尚死记硬背。这既不能反映应试者的实际能力，又无法发挥关于经义的个人心得和创造性见解，难怪宋人要贱其科。明经不振，举子的视线自然要转移到进士科。宋代进士考试项目，太祖时只有诗、赋，太宗时增加论，诗、赋、论并为“三题”，成殿试的学格。“三题”之中尤重诗、赋，“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之士，专业诗赋，以取科第”。[23]既然进士科承袭唐代，因此重诗赋轻策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进士考试重诗赋很难选拔出有治世真才的人。鲁宗道曾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但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24]范仲淹也对科举重诗赋轻策论颇为不满，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