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笔者看来，他此举不过是顺势而为、触机而发，引动西凉诸将“困兽一斗”罢了！其中的算计得失如此之分明，以李傕、郭汜等人之政治头脑尚能接受，又何难之有？他只是激发了他们“孤注一掷”的勇气罢了。当然，贾诩亦颇有自知之明，在李傕等人攻下长安后要重赏他时，他认为自己是“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硬是推辞不受。这并非他真的过谦，而是他确实知道自己那时候不过是“矮子群里当高人”，李傕、郭汜他们恰巧被自己以利害得失说动了而已。他这一计，尽管弄得中原神州从此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可他本人的利益却得到了最大化的保全和拓展。在他眼中，这便足够了。
贾诩后来东奔西走，为了跳出动乱的“旋涡”，又在建安年间说服西凉大将张绣在曹操最需要外援助力的关头归降了曹营。他这一计对时机的拿捏确实比较精准。不过彼时钟繇坐镇关中，也将马腾父子和韩遂等人说服而归顺了曹操，一样是立功赫然。相比之下，他的计策并不算多么出类拔萃。但贾诩借张绣降曹之事，又在曹操那里狠狠地捞了一大把，官拜执金吾，封爵都亭侯，食邑数百户。
到了曹操的身边，在“谋士如云”的曹氏幕府之中，贾诩“黔驴技穷”“江郎才尽”的原形很快就暴露无遗了—“泯然众人矣”。对此，我们可以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研判：曹操一向是赏罚分明、毫不阿私的，在他手下，有功者则必赏、有过者则必罚。贾诩早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之时便投到了曹操的阵营中。曹操当时很大方地封赏他为“都亭侯”、位居执金吾。然而，二十年过去了，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之春曹操去世，贾诩仍然是挂名“都亭侯”、官居太中大夫，食邑未增一户，秩位未进一级。而且，在曹操私属的封国魏宫里，其相国是钟繇，其御史大夫是华歆，里面居然也没有贾诩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二十余年间，贾诩在曹操手下的表现，真称得上是“平平无奇”四个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