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让姚枢尽裂所携之帛为帜，书写止杀之令，分插公布于街衢。这样，蒙古军士一概不敢进城抢掠，大理城民众的身家性命及官民财产才赖以保全。
124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留兀良合台统兵戍守，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继续经略抚治云南。
随后不久，被俘归降的大理国王段兴智面觐蒙哥汗。在他的协助下，蒙古军队较快地征服了云南全境。
忽必烈远征大理的成功，使蒙古国疆域向西南扩展了一大块，称得上蒙古征服南部中国的一个不小胜利。
它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性迂回包抄，也打开了向南亚、东南亚扩展的通道。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云南“衣被皇朝，同于方夏”,纳入蒙元王朝的直接统治，加强了云南“新民”与蒙、汉等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忽必烈成为蒙古东方征服的赢家。它不仅让忽必烈在艰苦的征战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也向黄金家族乃至整个大蒙古国显示了他的军事征服才能。
这对忽必烈在后来的汗位争夺中能赢得相当多蒙古诸王贵族的拥戴，是颇有意义的。
二十余年后，忽必烈本人对征大理之行，一直记忆犹新，非常重视。忽必烈感慨万千说：“昔从太祖饮水黑河(班朱尼河)者，至今泽及其子若孙。其从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录其劳?"忽必烈对当年随从征大理的旧臣，一概厚加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