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前，吴佩孚的官衔不过是师长，但因其用兵之能力而为军界看重，又因其在五四时期支持学生、反对外交妥协而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直皖战后，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民众心理的需要，一时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响应，使吴佩孚获得了颇佳之个人形象。但吴的意见不为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及地方实力派赞成。徐世昌认为：“国民程度过浅，且此事（国民大会）为吴子玉（吴佩孚）一人之主张，各省未必全数赞同。”靳云鹏认为：“关于国民大会，既缺法律根据，事实上亦难办到。”张作霖干脆说：“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个人主张，而吴不过别人的傀儡，他的背后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现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程度，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已经请曹经略使约束吴佩孚，不要让他再胡闹下去。”其实，国民大会也罢，国会也罢，其实质并不在形式的变换，而在对民意和民主的真正尊重。如果当政者不能尊重国会，则他们又何能尊重所谓国民大会。而就民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事实而言，国会不过是当政者获取政治正当性的工具，皖系如此，直系也未必不如此。故吴佩孚提出此等意见，或不无其个人之考虑，然其做秀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最后只能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