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39]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页。
[40]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41]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42]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4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
[4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八《唐书纠谬书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8～69页。
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理论互补与学科建设[1]
我不是研究民俗学的，只是偶尔也读一点这方面的书，但是，我对钟敬文先生的人格和他的学问都很崇敬。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白寿彝先生曾跟钟先生商量，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可以设几个研究室，其中有一个是民俗学研究室，还有民族学研究室、方志学研究室等。后来史学研究所受到规模的限制，只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和中国通史研究室。我还记得，好像第一次全国民俗研讨会，就是白寿彝先生请史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淑娟老师协助钟老筹备的。这些往事都说明，我们的老一辈学者在思想上、学术见解上，彼此都非常了解，能够做到互相支持，这对我们这些晚辈是很大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