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还表现在他具有鲜明的“变通”和“适时”的历史见识。他不赞成前人所谓“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的旧说，称颂子产“观时之宜，设救之术，外抗大国，内安疲甿”的政绩，认为把孔子批评“乱制”看作是他反对“法度”本身不过是一种“臆说”[91]。杜佑再次批评“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的陈词滥调，而肯定“秦始皇荡平九国，宇内一家……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的历史贡献。[92]他的这种“观时之宜”、“便俗适时”的思想，在《通典》中有多处反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93]；“弊而思变”[94]；“随时拯弊，因物利用”[95]。这些，都表明了杜佑历史进化思想中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实践要求，这跟《通典》的“将施有政”的主旨是完全相通的。
诚然，在门阀时代，礼对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杜佑所处的时代，门阀地主已经走下坡路了。因此，作为反映门阀地主之历史记录的姓氏之书日渐衰微，而作为反映门阀社会之现实秩序的礼书的价值也日渐缩小。贞元、元和年间，尽管还有人在编撰“新礼”，但实际上只是“具有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102]这种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通典·礼典》似是为这个时代所奏出的一首高亢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