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当时在旷部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并参加了旷部兵变的中共干部杨文孚事后给中共四川省委的报告中反映：
经济方面既困难到这步田地，任你纪律严明，人民爱惜本部，已不能不向一般小米商拖欠，以致米商拒卖，遂出挡截之一途，各连自行作主，每日皆有与米贩吵闹情事，和平者债主必数起常常坐守，有一连曾以米数升度一日。
于是，旷部军心不稳，官兵中出现了要求马上举行兵变的呼声。
围绕是否马上举行兵变这一问题，文强与旷继勋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除去个性方面的原因外，文强与旷继勋之间的这一冲突，还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一书中，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这样一段介绍：
当时，各地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左倾盲动主义那种不顾一切的蛮干，又使党组织遭受一系列新的重大损失。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湖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五月和十一月连续遭到三次摧毁性的大破坏，中心区域的工作几乎完全坍台。广东的破坏也极为惨重，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东江、北江、琼崖等地区又连遭挫败，省委被迫移往香港。湖南省委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和七月的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难以存身，在九月间将省委机关远迁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在这年夏天事实上同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