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294卷，记叙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突出的是历史盛衰总结的意识。司马光说他修《通鉴》的动机是：“每患（司马）迁、（班）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相对地说，司马光虽然可与周敦颐、张载、二程及邵雍，并称为“北宋六子”，但其理学思想有很多不足，用《宋元学案》的评价，是“未为醇粹”。司马光更多的是从历史变化的事实中，讨论历史盛衰经验教训。
司马光强调封建统治者人君在历史兴衰中的作用。他认为，人君的素质、才能、品质，直接影响历史的兴衰。所以人君特别要修心。修心的内容是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此话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六中的《初除中丞上殿札子》；又见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及《稽古录》卷十六的《臣光曰》。“仁”、“明”、“武”三字经式的盛衰论，司马光说这是他一生治史的最大的心得，“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