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中郭沫若介绍了《永乐大典》的整个编纂过程，以及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朱棣命解缙编修大典，希望能体现出类书的宏大，要将书契以来，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都纳入编修内容。从后来解缙召集大量儒士参与编修工作来看，足见当时统治者对此事的重视。类书是一种工具书，以搜集抄录、编辑整理各类文献资料为主。“类书之事，历代多有，而总其最盛，厥有三期：曰齐梁，曰赵宋，曰明清，然类书之盛，要推明代及清初为造其极，齐、梁、唐、宋犹不逮焉”。[7]随着朱棣的带动，明朝当时兴起了类书编撰的高潮，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类书，比如《经济类编》《广博物志》《韵府续编》《图书编》《三才图会》《山堂肆考》等。众多类书的出现，促进了图书出版的发展与繁荣。《永乐大典》在当时众多类书中脱颖而出，还因为它开启了新的编撰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