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起南方藩镇兵乱发生后，右补阙内供奉张潜就上疏以为：
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118]
在官僚体制强化的同时，军士层也在发生重要的转变。一方面，作为藩镇军事中坚的将领层，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南下的中原将校集团正在逐渐退出江淮的政治舞台[119]；另一方面，地方军人集团则以“骄兵”的面貌渐渐崭露头角。就藩帅与军士的关系而言，为了保证地方军人集团的稳定，藩帅不得不满足甚至迎合士卒的经济要求，但这本身又与中央对江淮日益增长的财赋索取以及藩帅本人希冀获得中央认可的企图形成矛盾。这在穆宗长庆二年（822）的一起浙西未遂兵乱中可以看得很明显。[120]另一方面，就藩帅与将领层的关系而言，原本融洽的江淮节帅与地方将领的关系[121]，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矛盾与冲突的方向发展。[122]诸如在大中十二年的湖南军乱中，像诗人韩琮这样的文官已经成为唐廷任命江淮藩帅的自然人选[123]，但他们与那些早已不再具有儒雅气质的武将间的隔膜却在日益增大。[124]于是一种身份与身份认同感的转变，最终导致了两者的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