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玛丽·贝顿不再继续讲下去了。她已经告诉了你们她是如何得出的这个平淡乏味的结论——你们如果打算成为一名小说家或诗人，就必须拥有五百英镑的年薪，以及一间带锁的房间。她已经试图将产生这一结论的所有过程和感受都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了你们。她请你们跟随她的脚步，先是被学监拦住去路，接着吃完午饭和晚饭，到大英博物馆里涂涂画画，然后从书架上取书，又俯瞰窗外的景色。当她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你们肯定也注意到了她的过错和缺点，洞悉了这些会对她的判断起到什么作用。你们始终不认同她的观点，总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修正着她的论断。这无可厚非，因为在探讨“女性与小说”这个议题时，只有排除所有谬误之后，才能挖掘到真谛。那么在演讲结束之前，我自己再提出两点批评意见，这两点十分明显，你们肯定也已经发现了。
你们可能会问，就男女的性别优劣问题，我还没有以作家为例表达任何观点。我是有意而为之的，因为即便时机成熟，可以对此进行一番评判——现时现刻，与从理论的角度去阐释她们的能力相比，弄清楚女性有多少存款和多少房间要务实得多——就算时机成熟了，我认为，人的天赋，不论是才华还是品德，都无法像白糖和黄油那样能用仪器来衡量，哪怕测量的是擅长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给他们戴上不同的学士帽，在他们的名字后面注明头衔的牛桥大学。我认为，《惠特克年鉴》里的那张尊卑序列表[5]无法体现出人价值的高低，它完全不合理。例如，根据这张表，当客人们步入宴会厅时，巴斯指挥官就必须跟在精神病鉴定司法官的屁股后面。所有挑拨两性之间以及不同身份之间的对立、斗争的行为，所有拔高自己、贬低他人的举动，都好比属于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小学阶段。在这一初级阶段，人归属于不同的派系，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击败对手，最终获胜的一方走上台前，从校长手上接过一只极其精美的奖杯。随着人类不断成熟，他们不再盲从派别之争，也不再相信校长和他手中的那只精美的奖杯。再回到文学作品，众所周知，若要给它们贴上优劣的永久性标签，可谓困难重重。当下的文学批评不就一再地表明文学价值判断的难度之高吗？同一本书有时被称为“伟大的作品”，有时却被认为“毫无价值可言”。如此一来，褒奖还是诋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衡量是非曲直这种行为，如果作为一项消遣，确实有趣，但若作为一种职业，则毫无意义。而盲目迎合评论者的裁定，就是最卑微的行径。对于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写下心中所想。至于这部作品是流芳百世，还是昙花一现，没有谁能盖棺论定。但是，如果因屈从于某个手握银杯的校长或袖中藏着量尺的教授，而减损自己一丝一毫的想象力，使眼中的光芒有一分一厘的暗淡，都是对自己最可悲的背叛。相形之下，原被认为家产散尽、贞洁玷污这样的人间惨剧，就像被跳蚤咬了一口那么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