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交际贵信义
同治六年丁卯（日本庆应三年，西历1867年），清廷就修订欧美各国通商条约一事，咨询各省督抚大臣。从当时曾国藩奏陈的意见，足可以窥见其对外政策方针之一斑。他在奏文中写道：
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其立言正大，真是痛快淋漓的文字，足以说明曾国藩对外意见的所在。清朝政府的弊端，在于对外国谲诈百出，反复表里，不顾信义，暧昧模棱，该断不断。这是清朝常为列强所凌辱、所轻侮的原因。道光鸦片战争以后，咸丰末年为英法联军所迫，割让土地和赔款，其原因不一而足，也因清廷本身不得其道。而曾国藩所论，是当时清朝政治家当中最聪明、最正大的意见。
曾国藩虽然认为电线、铁道确是利器，但又担心一意屈从于外国的要求，会让其独占利权，所以在奏文中论道：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来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运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栈，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航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听其创制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就彼所要求各事言之，惟挖煤一事，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