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本来只提供一种写作的手法，在主题上并无正面的启示。年轻一代的作者，对于“五四”以来的新遗产既无缘涉猎，对中国的“旧大陆”也说不上有什么切身的经验或热爱；至于深厚的古典遗产，在目前崇洋的风气之中，更被人否定而且鄙弃了。于是，诗人们的眼色都羡羡然投向西方。从失落的一代到愤怒的青年到存在主义到加缪，为了服西方新上市的特效药，此地的作者先学会了西方人的流行性感冒。于是，本来没有宗教问题的我们，竟在诗中为神的死去一再举行哀悼；工业革命尚未成功，竟预支感情，哭诉机器的野蛮，大城市的无情迫害。诗中的意象，不是海伦，便是基督，或者是更为流行的“荒原”“地粮”“海明威的豹”“波德莱尔的云”。如果有谁还肯去发掘中国古典的意象，那他便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大罪人了。从零碎的译文或未全消化的原文里，这些作者，抓住一把“口令”式的字眼，便成为异常方便的护身符了。于是“孤绝感”“荒谬哲学”“都市的兽性”“存在的痛苦”一类像是现代诗人特有的“术语”甚至“隐语”，便代替了古典诗中的“风花雪月”，在我们流行的句法里，嵌镶一些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呼嚷几声神啊战争啊玛丽亚啊之类的口号，然后暗示自己是一个性变态患者，或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随时有自杀的可能，最后，也许再祭起一句《三字经》的秽语，一首典型的现代诗就算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