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并没有着力于展现矛盾和刻画角色，面对不公，它并没有空泛悲叹，而是以白描将法庭去圣化，强调了此世罪行和彼岸正义之间的界线，借主角之口说出了“法庭并非是追求正义的地方，只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业已触碰到了法庭哲学意义上的本质；它的视线至始至终都居于现实，以一种直白易懂的方式，细致而准确地交待了大量不乏深度的背景世相，有礼有节不失分寸地对制度和道德发出诘问.
这样一部作品充分切入社会问题、对构筑公共空间极有助益，能够激起日本大众的热议和反思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它并没有对它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准确回答，因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如果罪行只是一个技术操作，那么追求正义的态度当安放于何处，而它又是否还具备作为构建共同世界的意识的意义？这不是最后的单单一句“上诉”可以回答的，因为那只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延续.
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或者敘事方式，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或者為爭取獨立，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
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是不是只有娛樂化，奇觀化的視聽形式，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看得我異常不安的，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的文字來交代主角往後人生，形式與故事的政治性背道而馳，一位一生反美，努力將第三世界的聲音帶到西方的記者，竟然是以美國電影中的大英雄視覺來講述，這不是一種諷刺和不尊重？還是你想記者從棺材彈出來找你這班創作者算帳？在逃离满目疮痍的集权国家后，这名孕妇被困在集装箱中，孤身一人在海上漂泊，奋力求生.
